可疑的“我们”-武爽

最近在微信上看到一个转载，说对比中文和英文，哪一个更美。内容大概是同一句话，英语和中文各自翻译的不同，对此后的一个结果是，中文可以更多角度地，灵活地将意思说明白，而相形之下英语则显得中规中距，于是很多人，我想是很多中国人吧，纷纷点了赞。而其实，对此远没有结束，一个有趣的现实是，在中文的使用中，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，“我们”、“我们的”使用率非常高。这一点，与英语相比较就看得更清楚。英语里面，无论是“we”还是“our”，都是低频词，使用机会较少，如果你有机会在说英语的人群中多听听，你会发现，极少听到人们交谈时带有“we”，“our”这样的句子。他们常用的是“My”，如“my home”，“my mother”，“my teacher”，“my job”“my country”……
汉语世界则是另一番景象，在国内报刊上，在领导的讲话里，在各公开场合的发言中，在学生作文里，“我们”遍布，如同连天芳草。一些短语是众所熟知的了：“我们的国家”，“我们的人民”，“我们的党和政府”，“我们的老师”，“我们的学校”，“在我们单位”……

汉语中的“我们”使用频率高绝非无根据，其实看看报纸或网络的新闻标题就一目了然了，太多引述不免让你感到枯燥无味，而那些标题村身就已经足以说明问题了，那就是，在汉语中，人总是习惯以“我们”来发言，这是英语世界中绝少的，甚至是滑稽好笑的。在希拉里的一次正式竞选演说中，出现了6个“we”，却出现了16个“I”。据说，如果竞选总统什么的，若张口闭口“我们”起来，第二天铁定被评论家损得无地自容。那中西之间，，“我”与“我们”的差异，究竟在哪里呢？

是啊，“我”与“我们”到底有怎样微妙的差异呢？
“我们”，细追究起来，是乍一看一大片，细一看都不见的景象。当你完全看清楚“我们”的时候，“我们”就不是“我们”了，那时，“我们”就被你、我、他、李思怡、邓玉娇……这样一个个具象的人取代了。只有当“芸芸众生”“群众”“大家”“万众”“群众”……的时候，才是“我们”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“我们”永远是个面目不清的对象，是“望之蔚然”，却朦胧模糊的一群人。
记得有位名人曾说：“谁见过‘人’？只能见到张三、李四。”就是说，当人不是具体的人，仅仅作为概念而存在时，是看不到的。因此，一个基本事实是：“我们”无脸，是不可识别的。

是啊，看不清楚长什么样的“我们”，其实是不真实的。谁能保证一切是为“我们”服务，并真能代表“我们”的意志？当这个代表抛弃“我们”而一味谋求私利的时候，“我们”怎么办呢？
这，确实是一个值得“我们”考虑的问题。
再来看看“我”，“我”是个体的，孤零零的，单薄的，有限的。当“我”独处于这世界时，需要勇敢，需要担当，需要坚强。在小农社会、聚族而居的中国传统中，“我”更是最软弱无力的。在漫长的历史变革中，“我”见惯了杀戮死亡，意识中充满了全身避害的愿望。“我们”就是“我”我最简便的隐身之所。于是，“我”成了“我们”。
对于“我们”，鲁迅有清晰的分析：中国人向来有点自大，只可惜没有“个人的自大”，都是“合群的自大”。

这里是长夜的牵引，朋友，这个长夜里，我们一起，噢不，是和你聊聊“我”和“我们”。论到“我们”，就连小学生也常常煞有介事地写道：“让我们一齐努力，为祖国繁荣富强而奋斗！”，这样一些乳臭未干的小家伙们都公然“我们”起来了，而真相就是“我们”原来就是从这里长出来的，一代一代，传承不已。
然而朋友你知道，人若不解决“我”的问题，就永远是迷茫的，混沌的，至于“我们”，更是不知自己所云为何了。耶稣基督告诉你“我”的问题：我是谁，我从哪里来，我所来为何，我最终又要到哪里去。一旦这些不可回避的问题有了真正的答案，“我”活在这世上，才会言之有声，言之有物，才会对“我”之外的群体有益而无害，才会帮助更多的人脱离迷茫的那个自己。
圣经说：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作；我是被恩膏的；我是神眼中的瞳仁；我是重价赎回的；我有基督馨香之气；我是陶匠手中的泥土；我是圣洁的；我被爱；我是天国的子民……
老子说：“多则惑”，“我们”并不能真的给“我”带来真正的平安，唯有知道我是谁，那赐福者便与我同在了！